事的非法私人贸易，表面上都由华商经手办理。

早期的时候，甲必丹在华人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由旅居巴城的华人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华人的人头税要在甲必丹的官厅缴纳，然后再转给东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种植园里的雇工和离城相当远的华商们，都不受城内甲必丹和雷珍兰的管辖，而是被置于荷兰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监督下。尽管如此，按照规矩，这些种植园的华人经营者每年必须还得通过甲必丹交纳其雇工的人头税。

这种舍近求远的拧巴政策下，以华人那尿性，真正按规矩交税的肯定没几个。种植园主们宁可贿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愿去城里给甲必丹按人数交税。毕竟不交税的非法劳工越多，华商们就越能获利。荷兰司法官对此也何乐而不为，正好收取贿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腐败行为日益滋生。

最后，那些投资甘蔗种植园的甲必丹和雷珍兰们也成了舞弊活动的一份子，结果是造成恶性循环，短期的腐败行为取代了长期的合作。底层的华工被这些人盘剥压榨，同时还要借高利贷偿还蛇头的费用。一旦有人不满，华商们就用向荷兰人告发来威胁他们。

舞弊行为的全面铺开，导致巴城的蔗糖价格干不过英属孟加拉的蔗糖，销量下降，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购价和收购数量，从而直接打击了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大批经营种植园的华人成了牺牲品。

陷入破产的甘蔗园经营者很多都是普通华人，他们创业时并无资本，要靠借贷经营。而那些用高价租佃土地以经营的种植园的华人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和带清的佃户一样，首先要保证地主获利才行。

陷入破产的华工和小华商们成群结队出没于乡间，蔗糖业的凋敝，导致城内其他行业的华人生计也愈发艰难。荷兰人的征税措施和勒索使这些人如同被挤压的海绵，数以千计的老人和年轻人由于丧失了土地、金钱和工作，使得他们只有三条路，要不就等着饿死，要么就乞求零星的救济，要么就是偷抢。

乡区日益骚动的消息几乎传不到巴城内的有钱人耳朵里，乡间的荷兰官员觉得掩盖真相更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兰们此时只需花费几百两银子就可以帮助这些凄惨的同胞，但他们身为大地主阶层，对此却无动于衷。

甲必丹在乡村地区的权威丧失，导致城市华人和乡村华人两个群体的割裂，爆炸性局势已无法避免。

1740年的春天，火药桶终于被人引燃，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将居留许可证出售给华人糖蔗种植园的丑闻曝光。这件事迫使巴城当局提出一项激进而不太现实的计划，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些游离乡间的华工流民问题。

然而荷兰人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华工送出海后，直接杀害，要么就抛入海中。幸存者逃回了巴达维亚乡间，迫使其他人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死中求生。

当城外的华工开始起义后，城内的华人依旧不闻不问，甚至连暴动的发源地就是时任甲必丹自己的种植园。等到华工起义者打败了荷兰人的第一次进攻，开始直捣巴达维亚城门时，荷兰人和华人的关系就彻底解体了。

报复心理和担心被劫掠的恐惧引发成持续三天的血腥屠杀，人性中的恶被彻底释放。东印度公司当局从屠杀中赚的盆满钵满，而参与屠杀的每个人也都发了财。

如同法国历史上天主教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一样，巴达维亚城里的华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惨死在刀剑之下，即使孕妇和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下百个戴上镣铐的俘虏象宰羊一样，接连被砍断了咽喉。一些荷兰人过去曾经为许多有钱的华人市民过庇护，而在这一天竟也对这些华人下了毒手，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