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茶叶的新英格兰人不干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可是贵了一倍不止。于是他们高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扯淡口号，把茶叶倒进了海里。

茶叶卖不掉，导致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在短短数年之内翻了三倍。此外由于灾荒、瘟疫、贫穷困扰着孟加拉地区，职员们全都忙着填充自己的腰包，三大管区政府已濒于破产。

黑斯廷斯上任之时被要求保持印度的和平局面，并保障公司税收及财产安全。为了渡过财政危机，鸦片垄断体制的实行便成为必然。

1772年，当公司向巴特那的职员们购买一批鸦片时，职员们认为公司出价太低且购买数量过多，与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最终成为改变鸦片体制的导火索。

在黑斯廷斯看来，普通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在无政府的干预下达到最大程度的繁荣，但是自由贸易并不适合鸦片这样的非生活必需品。当时的鸦片市场极其狭小，因此要想取得丰厚利润，就必须限制其产量；而想要限制产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垄断。

于是到了1773年底，孟加拉参议会同意了他的方案，决定通过一系列的合同体系，让中间商包揽鸦片的收购。由此规范产业秩序，提高公司的税收。

这一做法简单来说，就是依靠指定的土著商人作为包收人，向农民收购，然后将鸦片运抵加尔各答，然后按事先分配好的额度出售给竞买者。在这一过程里，每蒙德（印度的重量单位，1蒙德折合37.32公斤）鸦片要缴纳30卢比的出口税；而对于非指定包收人运到加尔各答的鸦片，除了30卢比的出口税外，每箱（60公斤）还要再交80卢比。

以上就是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鸦片体制改革的始末。在另一时空有很多人错误的认为英国人在1757年占领孟加拉后就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并于1773年确立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并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和专卖的特权。

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增加产量并对中国鸦片市场加以垄断那是后面的事，与1773年的改制无关。

捎带说一句，公司曾在1773年财务状况日益恶化之时要求英国政府帮助。帮助得到了，但也开创了英属印度的双重管理制度，英国政府成为股东之一，黑斯廷斯也成了英属印度的首任总督。

177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西北的奥德土邦得到了另外一片著名的鸦片产地——贝拿勒斯。这里生产的鸦片后来在中国被称作“剌班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市场上曾风靡一时。于是，英国人完成了对孟加拉鸦片产区的全面控制。

1785年，广州特选委员会因为缺乏资金，无力投资中国商品，东印度公司便在鸦片贸易方面做起了文章。参议会决定继续实行包收制，但必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收购上来的鸦片在加尔各答公开拍卖，并在指定日期前以现银方式付给广州的公司大班。

康沃利斯接任后，继续实行包收制，细化了很多条款，加大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压低了鸦片的收购价格，进而从鸦片拍卖上获取到更多的利润。历史上到了1800年，东印度公司在鸦片上的收入高达273万卢比。

就这样，英国人终于构筑了对孟加拉地区鸦片贸易的垄断体系。由于麻洼鸦片产区在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公司暂时无力企及，于是便对麻洼鸦片的出口采取了单纯的封锁政策，以限制外部市场的供给。

英国人对孟加拉鸦片的垄断，为大规模生产准备了条件，此外东南亚的鸦片市场如今也已经发育成熟，而十年前因为吸食方式改变而引发的中国市场需求放大，最终使得鸦片的大三角贸易初步形成。

在如今的广州市面，一斤鸦片的到岸批发价就是四两白银，而零售价高达七两白银以上。刘铮去广州那一年的零售价是多少？1.9两白